我讀Marina Vasilyeva, Heida Waterfall and Janellen Huttenlocher的《Emergence of syntax: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across children》

來自不同社經背景地位(socioeconomic backgrounds, SES)的嬰兒是否會句法的表現會有不同？或者有什麼部分是相同的？《Emergence of syntax: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across children》從嬰兒二十二個月大起開始觀察記錄，每四個月再去造訪一次這個嬰兒，直到嬰兒長到四十二個月大，每個嬰兒只少有五次家訪記錄，每次家訪記錄以錄像攝影九十小時，總共對四十五個嬰兒進行記錄。記錄的內容分為簡單句和複雜句，結果發現不論來自高社經地位或低社經地位的嬰兒，簡單句的產出存在相同的軌跡；而複雜句的部份，高社經地位的嬰兒較有優勢。

杭士基(Chomsky, 1965)指出不論來自哪個語言環境的小孩，語料的輸入所扮演的功能就是用來啟動小孩子對於其語言參數設定的可能性。因此句法的發展也應該每個人都是一樣。然而，我們卻發現不同個體之間存在系統性的差異，這差異的來源有人說是個體基因上的變異(Pinker, 1994; Pinker & Bloom, 1990)，也有人說是來自和其輸入的語言有關(Tomasello, 2005; Tomasello & Brooks, 1999)。

過去檢查系統性差異的指標包括麥克阿瑟的溝通發展庫(MacArthur Communicative Development Inventory, CDI)、平均言談長度(mean length of utterance, MLU)以及語法知覺測試(Test of Reception of Grammar, TROG)。溝通發展庫包括句子的長度和複雜度，主要由父母親的自我報告；平均言談長度則計算句子中出現的字詞或詞素數量，這無法體現結構的複雜度；語法知覺測試則包括簡單句和複雜句，但複合子句(multi-clause sentences)的佔比仍少。

《Emergence of syntax: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across children》直接對嬰兒進行錄像、將語料轉寫，再分別對於簡單句和複雜句進行分類。簡單句包括只使用一個動詞的問句(questions)、直述句(declaraatives)和祈使句(imperatives)；而複雜句類包括情態動詞(modal verbs)和時態(emerging modals)，包括：連結兩個動詞的聯合式(coordination)、受詞補語(objective complement)和受詞關連(objective relative)等。結果發現不論來自高社經地位或低社經地位的嬰兒，簡單句的產出存在相同的軌跡；而複雜句的部份，高社經地位的嬰兒較有優勢。

不可否認複雜句能夠表達複雜的思想，然而大多數人類溝通時的語言以簡單句為主，而且複雜句在日常生活中被使用的機會也少於簡單句。如果社經地位的差異造成複雜句的發展，那麼不論來自哪個社經背景而天生就會的簡單句是否就是人類所與生俱來的語言能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