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顧長永老師是個對中華民國有感情的人,也是個愛台灣的人,我讀了他所寫的《THE CHANGING POLITCAL ECONOMY OF TAIWAN’S AND CHINA’S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我認為他愛之深,責之切。本文章討論了台灣和中國大陸與東南亞的關係,台灣人讀台灣人寫的文章總是特別覺得親切,下面分享筆記和心得:
台灣海峽兩岸的兩個「中國」政府(中華民國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曾經對於中國的代表權有過一段不敢回首的爭執,因為這都悠關都其生存。與此同時,東南亞就成了兩造政府逐鹿的戰場。顧長永透過「互賴理論」(theory of interdependence)檢視台灣和中國大陸與東南亞的外交關係。互賴理論的框架主要是對於較小的國家的外交關係的發展,如中華民國在台灣這樣的國家,就很適合應用這樣的理論。這理論不需要兩造互賴,只要其中一方依賴另一方,也一併適用。通常,較依賴、較弱的一方會因為單一議題而去影響其它議題。在面臨外在的挑戰時,如果自身政策的可變性越高,則自身就越強韌。由於中國大陸和台灣對於現狀(兩岸的分治)的改變都有高度的敏感度,所以對於和東南亞的關係,必須透過多渠道地建立。
在一九七五年之前,中華民國還和泰國、南越和菲律賓有正式的外交關係,然後在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之後,南韓又被北韓打敗,中華民國可說是進入了一段長達十年的外交暗黑期。直到一九九四年三月,台灣的行政院通過了和東南亞加強經貿關係的指導綱領,啟動「南向」政策,後來的南向政策還擴展到包括寮國、緬甸、澳洲和紐西蘭等國家,但因為遇到一九九七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告終。此外,私人企業、低利貸款、來自東南亞的客工等,都使得東南亞和台灣有了互賴的關係,相較之下,東南亞較依賴台灣,特別是對於兩造物質上的關係。這也使得台灣能夠跨越政治上的正式外交關係,建立和東南亞的經濟關係。
台灣和東南亞這樣的關係,在一九九七年之後開始轉變。主要在亞洲區域政經和台灣內部的政經有關。從一九八○年中期到一九九○年中期,東南亞經濟快速起,在東南亞開始一片看好的聲勢下,也滋生貪污的情事。此外,法律的透明度和法治機構尚未健全,以致於產生亞洲金融風暴。國際貨幣組織和世界銀行並沒有立刻給予救援,反倒是中國大陸堅定地透過維持人民幣匯率和持續延長對東南亞國家的貸款而受到東南亞國家的歡迎。而台灣內部的政經則隨著政黨輪替(國民黨下台,民進黨執政),也改變了和東南亞的關係,這包括核四停建後,台灣經歷了自中華民國政府播遷來台之後,第一次經濟負成長,使得台灣對外投資相對於大陸減少。加上民進黨的政治理想,使得兩岸關係(中國大陸和台灣)緊張。這對於求發展的東南亞國家而言,台灣就不是一個穩定和繁榮的合作角色,儘管馬哈蒂要求台灣應該扮演在經濟上的角色,而不是作為一個國家,民進黨政府鳥都不鳥。民進黨政府也不相信外交部公僕的專業(民進黨認為,那些公僕和國民黨有關,簡單地說,就是疑心病很重啦!),所以對於外交事務許多誤判。
冷戰結束前,東南亞各國大多和中國大陸保持一定的距離,只有和緬甸、寮國、柬埔寨有較蜜切的關係。儘管改革開放以及在地方進行鎮鄉級的直選,仍抵不上一次天安門事件對於中國大陸在國際社會的形象打擊。一九九○年開始,中國大陸開始與東南亞國家重修舊好,在台灣和東南亞國家發展經貿關係時,中國大陸也試圖加強其和東南亞國家的關係。發生亞洲金融風暴以前,中國大陸只被視為一個具有經濟潛力的超級大市場,但一九九七年之後,證實中國大陸還可以扮演政治經濟上「負責任的大國」。直到一九九八年,東南亞地區和台灣的貿易中,東南亞開始從貿易平衝中享受獲利,之後,東南亞和中國大陸的一直增加,直到二○○一年,東南亞和中國大陸也開始享受到盈餘。即,東南亞國家在和台灣、中國大陸交往時,都陸續從這兩個經濟體中獲得利益。在赴東南亞觀光旅客數和彼此的貿易協定數量也有相似的情況。。
在冷戰時期,政治和軍事的對立是影響台灣和中國大陸的主要變項,但現在經濟似乎是更重要的面相,而且是透過多渠道的發展。台灣因為有較民主(相較於中國大陸),曾經獲得東南亞國家的青睞;然,中國大陸在金融風暴過後, 其對於東南亞地區而言,角色越來越重要,相形之下台灣的角色將趨弱。當然,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地區搞好關係,並維持相對的政治和經濟互補,這將有助於兩造區域整合的進程。
我認為,在東南亞地區,台灣和中國大陸曾經經歷過政治上的競爭;而現在正進行著經濟上的競爭;我相信未來將有文化上的競爭,包括孔子學院、儒家文化等思想上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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