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法律東方主義陰影下的近代化：試論台灣繼承法史的性別政治》

「承繼」和「繼承」看似相同，實則有一些些不一樣。根據滋賀秀三所述，傳統上，中國法用的是「承繼」，這包含繼「人」的關係(繼嗣)、承擔祭祀(承祀)以及繼承財產(承業)，簡單地說就是承繼了人格、祭祀和財產。而當代的「繼承」，在人們語言使用上，大概就只剩下財產的繼承了。傳統上，以男性子孫分「房」，依「諸子均分」原則，實際是「諸房均分」，各房自成一家，也就是分家。繼承的財產，除了家產繼承外，還有「公產」(祭祀公業)和「私產繼承」。而今日，當我們談到繼承時，也只剩下「私產繼承」了，也就是在被繼承人死後才會發生的繼承。

在清律的規定，女性不能承繼家產，但能夠例外地承受家產或暫管家產。這些都在家戶沒有男子的時候才發生。日本殖民台灣時，開始對原先的漢人繼承文化進行改造。原本分「房」，轉化為分「個人」，財產的繼承開始個人化，從日治時期開始，就有女性爭取繼承權或因此成為被告的民事訴訟。傳統上，「祭祀公業」就在日本殖民的文化改造之後，被邊緣化了。而財產繼承的重要性不斷被提高。日本大概是接受了歐陸法中個人財產的觀念，於此，日本既是歐陸的客體，又是台灣的主體。然而，台灣的習慣法(諸子均分)也有比日本法(長子繼承)更接近西方法的地方，所以對於被殖民者而言，主體性的渴望和內化的他者性是一著交織的。

在台灣脫離日本殖民之後，中華民國的繼承法完全排除祭祀繼承，只限於財產權的繼承，而且在男女平等的原則下，規定女子有財產繼產，並且將祭祀繼承完全切割。法律落實在台灣社會時，卻發現大多數是排除了女兒的繼承，而且許多訟訴中，祭祀繼承常常會扮演角色，因為男子擔任祭祖工作者，然而法官卻偏好不插手文化領域的祭祀繼承。在法律和文化不相稱的情況下，有一個女人，叫蕭昭君，就開始轉向改變文化，讓女性也擔任祭祀活動中的主祭。

我覺得我應該給那個當主祭的女人(他是有名有姓的女人，叫蕭昭君)，按個讚或拍拍手。因為他可以在滿足傳統文化的祭祀活動中實現性別平等的理想。當然，如果不是在知道祭祀繼承和財產繼承這些錯綜複雜的關係，我想他就只是一個想要插手男人事務的女性主義者。法律可以牽就傳統而建立，傳統也可能因為法律而改變。

Note：

東方主義陷阱：要追求平等，便必須否定傳統，而認同傳統，則意味著拒絕平等，因為近代性代表了進步與正義，而傳統則表徵了落伍與歧視。「傳統」被建構為應捨棄的過去、「近代性」則是被欲求的現在與未來。

法律東方主義的影響：進步西方的法律，作為領導落伍之非西方國家法律進步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