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H. Douglas Brown《Teaching by Principles: An Interactive Approach to Language Pedagogy》的〈Curriculum Design〉

課程設計(curriculum design)大概會經過這些流程：狀況分析(situation analysis)、需求分析(needs analysis)、預想問題(problematizing)、確立目標(specifying goals)、將課程大綱概念化(conceptualizing a course syllabus)、選擇教材(selecting textbooks, materials, and resources)、評量(assessment)以及整體評估(program evaluation)。

我讀洪歷建的《全球語境下的漢語教學》的〈以國際漢語的角度審視澳大利亞高校的翻譯課程〉

標題中的「國際漢語」指的是包括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澳門地區的華語，也包括這些地區以外，世界各國的華語。世界各國的華語都是在非華語的語言、文化、社會條件下使用的華語，所以其體現、表現的文化並非都是中華文化。《以國際漢語的角度審視澳大利亞高校的翻譯課程》即是以「國際漢語」的角度去看澳洲大學的翻譯課程。

我讀Zoltan Kovecses《Language, Mind, and Culture》的心得

在《語言、心智與文化》(Language, Mind, and Culture)一書中，它以「意義」貫穿了語言、心智和文化。因為對人們沒有意義的事物，我們不會去理會它，一但我們會去理會它，表示這個事物對我們是有意義的。但是我們不能平白無故或漫無目的地說：「『吃飯』對我有意義，所以我要『吃飯』。」否則，我們也可以寫一本《漢堡、炒飯和酸辣蝦湯》的書，因為這些東西對特定人甚至所有人而言，都是有意義。這本書即探討「意義的本質」、「人們如何得到意義」以及「意義如何在人們內心裡頭再現」。

語言的親近性決定你的第二語言學習成果：Scott Jarvis和Aneta Pavlenko《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的〈Transferability and Factors that Interact with Transfer〉的閱讀筆記四

除了開始接觸語言的年紀之外，「曝露的長度、頻率和強度」(length, frequency, and intensity of langauge)也是不少研究者關心的因素。有研究指出，二語教學的總量越多，遷移越多(西語母語者和巴斯克語母語者學習英語)；也有得到相反結果的研究(芬蘭語和瑞典語母語者學習英語)。有人解釋這是因為前者找的是初級學習者，後者找的是高級學習者。換句話說，曝露的總量和遷移的關係是一開始先上昇後下降的曲線。而逆向的遷移則是匈牙利的學童在學習過英語或法語的寫作之後，對於其第一語言(匈牙利語)的寫作都有提昇的效果。

我讀洪歷建的《全球語境下的漢語教學》的〈國際化進程中的海外漢語教材編寫探索〉

學生到使用華語的地方，如中國大陸或台灣，即標的語環境，所經歷的華語教學，是和非標的語環境的華語教學有很大的區別的。非標的語環境的華語教學環境相對複雜，華語在海外，既有如東南亞這樣的華人移民語言，也有如澳洲、美國、加拿大這樣的社區語言，甚至在馬來西亞是作為少數民族的語言。其次，非標的語環境的華語教學對象多元，既有第二語言學習者，也有繼承語言的學習者，還有第一語言的學習者。在這樣的情況下，直接使用中國大陸或台灣的教材，是無法因應當地社會和學生的需求的。於是，教材編寫就因蘊而生。

語言的親近性決定你的第二語言學習成果：Scott Jarvis和Aneta Pavlenko《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的〈Transferability and Factors that Interact with Transfer〉的閱讀筆記三

關於「遷移」的研究，過去人們關心的是「遷移」本身，後來轉移到「遷移力」(transferability)，也就是對於遷移最初初開始的源頭進行探索。

語言的親近性決定你的第二語言學習成果：Scott Jarvis和Aneta Pavlenko《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的〈Transferability and Factors that Interact with Transfer〉的閱讀筆記二

我們再把主觀親近性分為感知的親近性(perceived similarity)和預設的親近性(assumed similarity)。前者指的是當二語學習者接觸接收語的輸入時，判斷其形式、意義、功能存在和來源語相似的特徵；後者指的是，不論二語學習者是否接觸過接收語的輸入，其已經預設接收語存在和來源語鄉形式、意義、功能相似的部份。兩者並非互斥，而反倒有點像集合和子集合的關係，感知的親近性是較大的集合，包含預設的親近性。

我讀Scott Jarvis和Aneta Pavlenko《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的〈Transferability and Factors that Interact with Transfer〉一

關於第二語言學習者的語言表現，我們可以發現兩個有趣的結果。首先，當學習者的接收語(recipient language)和來源語(similar language)相近時，學習者比較容易在接收語有遷移的表現；反之，接收語和來源語的差異較大時，則較不會有遷移的表現。其次，語言距離較近的語言，標的語往往在「理解」和「表現」之間有較大的鴻溝；反之，語言距離較遠的語言，標的語「理解」和「表現」的鴻溝就較小，特別在外語學習的環境。

我讀洪歷建的《全球語境下的漢語教學》的〈中文作為國際化工作語言的教學實踐和思考〉

作者認為「中文熱」持續升溫，中文作為國際化的工作語言是肯定會發生的方向。因為中文是聯合國六個常用工作語言之一，同時中國綜合國力的提昇，重以中國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語言的親近性決定你的第二語言學習成果：Scott Jarvis和Aneta Pavlenko《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的〈Transferability and Factors that Interact with Transfer〉的閱讀筆記一

關於第二語言學習者的語言表現，我們可以發現兩個有趣的結果。首先，當學習者的接收語(recipient language)和來源語(similar language)相近時，學習者比較容易在接收語有遷移的表現；反之，接收語和來源語的差異較大時，則較不會有遷移的表現。其次，語言距離較近的語言，標的語往往在「理解」和「表現」之間有較大的鴻溝；反之，語言距離較遠的語言，標的語「理解」和「表現」的鴻溝就較小，特別在外語學習的環境。

我讀洪歷建的《全球語境下的漢語教學》的〈海外漢華教學國際化初探：蒙納士大學中國留學項目實踐與展望〉

蒙納士大學中文系和上海、北京等大學共同舉的短期中國語言文化強化課程，主要希望學生在三到六個星期內，完成原先需要一到兩個學期才能完成的中文課程。由於這個留學項目的辦理，使得蒙納士大學的中文系是澳洲大學當中，是國際化程度最高的中文系。該留學項目的特點在於讓學生置身於第二語言和第二語言文化的環境中。

我讀Zoltan Kovecses《Language, Mind, and Culture》的〈The Frame Analysis of Culture〉

語言學習的「關鍵期」是什麼意思？（Julia Herschensohn《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Age》的〈Pressed for time: age constraint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tion〉的閱讀筆記）二

語言學習的「關鍵期」是什麼意思？（Julia Herschensohn《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Age》的〈Pressed for time: age constraint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tion〉的閱讀筆記）一

生物學中所說的「關鍵期」(critical periods)，包含這些特性：有機體系(organismic system)、環境輸入(environmental input)、起始端點(onset)、發展期時程(duration of the developmental period)以及終點成就(terminus)。對於第二語言習得而言，這個有機體系就是人類腦袋裡頭突觸的連結(synaptically connected)，這有別於新生兒學習第一語言的腦袋發展。而且第二語言習得的環境輸入的來源較複雜，包括第一手的語言資料(primary lingustic data)，還有許多成套的裝置(scaffolding devices)逐步使個體成熟並學習。第二語言習得的起始端點、發展期時程以及終點成就都不一樣。根據邢利銳(Larry Selinker)的推測，大約有五巴仙的第二語言學習者能夠達到專家級的程度，騙過母語者的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