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Chinese Communities in Postcolonial Southeast Asia》一

 華人的適應能力在太平洋戰爭的時候開始受到考驗，那時候的歷史條件變動之快是我們難以想像的。對華人的利基也在這時候出現，從手工業、小販到小商店、貿易，甚至還有大享。殖民者和當時的政權都相當依賴華人協助以管理財政系統和建設城市。

 

日本在中日甲午戰爭之後就佔據台灣，接著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藉西方殖民者先前的建設開始擴展其在東南亞的貿易活動。日本的企業往東南亞尋求市場和原料，例如橡膠和鐵。起初，在一九二○年代，沒有任何意識型態或取代西方的政治意圖，一開始只是經濟取向。由於日本的勞力成本和分配網絡，開始威脅由西方主導的東南亞市場。英國和荷蘭開始想要制裁日本，於是日本就喊出了「反西方」和「泛亞洲主義」的口號，這也成了日本南進(nanshin)政策的論調。日本還有一個「小分配中心」，它用來把日本的貨品帶到當地，這個依賴了海外華人的網絡來達到分配。

 

在襲捲了馬來亞、新加坡後，日本開始對當地建立政治和經濟控制。華人在日本的控制下，還是可以繼續作生意，只是他們被要求去對公基金付出大筆的資金。不滿這樣的對待，陳嘉庚(Tan Kah-Kee)由於領導抗日運動，而被迫逃命；還有些人組成游擊隊，叫馬來亞人民反日軍隊，到處引起暴動。

 

為了維持經濟利益，日本人贊助土著和華商組成合作社(kumiai)，伴隨著較高階級的印尼人，華人也成為經濟的經營者。這和後來印尼獨立之後的「阿里峇峇」(Ali-Baba)的安排一樣，華人經營企業，印尼人則提供政治蔽護。新進的華人移民也是有機會的，相較於較早移民的土生華人，新進的華人可以和日本人用漢字溝通，這是另一個利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