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星馬華人與辛亥革命：回顧與檢討》二

 從一九○○年開始，在多次起義失則後，參加革命行動的革命黨人開始以新加坡作為逃亡的目的地。除了這是一個安全的避難地之外，這些志士更想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推動中國的革命事業。當地的同盟會領袖為這些志士安頓處所，許多人被介紹到農場或橡膠園坵工作謀生。同時，受到越南法國殖民政府驅逐，孫中山也讓這些革命黨志士往新加坡安置。

 

對於中國革命運動的財力募集是相當困難的，原因包括：一、革命活動是非法的；二、革命活動的方式很多，軍事、報紙、庇護等；三、而匯款的方式也很多，直接拿給孫中山或其它領袖，難以紀錄，也無專責機構負責；四、只能革命後的回憶，數字常常不準確。在《國父全書》裡「一九○九年孫中山致吳敬恆函」中，起義所需軍火費用是二十萬，其中十萬來自東南亞華僑。這十萬元由東南亞華僑所捐助的港幣中，馬來亞華僑有一萬，其餘荷屬東印度華僑有三萬，法屬越南和泰國華僑共六萬。

 

武昌起義爆發之後，捐款數量更大為增加，總計辛亥武昌越義發動後，新加坡、馬來西亞華僑匯款支援的總數為港幣八十七萬多元。武昌革命之後，華南各省包括長江沿岸和沿海的重要城市都建立了革命的獨立政府。值政權過渡時期，極須款項支應，東南亞華僑又在這時給予叻幣三萬五千三百九十元，城革命黨人也匯寄了叻幣二萬元。財政穩定下來之後，既能維持各省內的法律和秩序，還能抽派軍隊北伐。這無不都是海外華僑的財力支援。

 

「華僑為革命之母」一開始或許是孫中山找上東南亞，找上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但當地華僑被喚起的「國族救贖」才是使這些起義行動和金錢支助源源不絕的動力。我們知道推翻「滿」清是以「漢」民族主義為號召，但在中華民國建立之後，「五族共和」的中華民族才是中華民國實現多元文化、多族共治的具體實現。讓我再延伸「五族共和」，中華民國的民族不只五個，光唸得出來的至少就有「漢」「滿」「蒙」「回」「藏」「苗」「瑤」，這就超過五個了，隨著時間的推移，還有台灣原住民至少九族，以及過去歐洲、日本殖民者的後裔和現在來自東南亞地區的新移民，我認為「五族」是具包容性的，所有民族都可以納入中華民族，造就中華文化的多元和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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