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戰之後,印尼的華人開始建立中小企業,這也使得他們越來越城市化,直到荷蘭公司退出之後,華人更佔領大規模貿易領域。華人透過和當地土著商人合作,來規避印尼經濟國族主義者的打壓。於是,一些富有的華人和有權力的印尼建立了利益關係,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Pribumi,又叫阿里巴巴(Ali-Baba),另外一個就是主公(cukong),華人創業家開始為政府官方服務,大多是為軍人服務,也就是提供軍火,提供包括日據時的憲兵隊(kempeitai)和印尼共和改革派。
在蘇哈托的「新秩序」時期,後一批的移民由於在社會比方言團體弱勢,於是他們和土著們組成利益聯盟,這主要也是因為這些昀到的移民和那些華人精英沒有任何連結,所以他們才挺而走險地深入土著文化和與其連結。這些移民從印尼改革派軍人領導取得了壟斷的關係,也成了主公體系內很重要的角色。
在印尼的華人有人選擇文化上的同化,有人堅持華人認同,政治上認同,但文化上不同化。印尼人歧視華人後裔,華人組織起來叫Baperki以反抗這樣的歧視。也由於Baperki激烈地反對種族歧視,而且有一段時間被認為和馬來西亞華人協會的路線不一樣,Baperki就和印尼共產黨走得越來越近。
華人對北京的同情也引來軍人對華人的猜忌,這造成了更嚴厲的反華人的立法。在這之前,同化的過程就深深地影響著華人社群,立法後,更要求華人名字必須取得像印尼人,許多土生華人(Peranakans)為了避免麻煩就通通融入了一般大眾了。至於那些新客(Totoks),仍把孩子送到華文學校,在華文學校被禁之後,也開始快速變成土生華人。對於土生華人和新客的語言壓迫是整個東南亞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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