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Richard Nisbett《The Geography of Thought》的〈Living together VS going it alone〉三

辯論可以說是西方人的特徵，但卻很難在亞洲人身上發現。亞洲人在意的是團體的和諧，亞洲人需要一個有禮貌的生活。在法律或科學上的寫作，大概依照著這樣的風格、結構：想法概略、相關理論、特定假設、研究方法與辯正、假設支持證據、反方意見、理論參照、文章在該領域的貢獻。這樣子的寫作方式，是從小學到大學都如此教導，所以自然而然這成為西方人的特徵。但亞洲人卻比較少有這樣子的寫作風格。

我讀Richard Nisbett《The Geography of Thought》的〈Living together VS going it alone〉二

德國社會學家曾用「禮俗」社會(Gemeinschaft)和「獨立」社會(Gesellschaft)去描述兩種社會類型，前者有一個共同社群認同，後者則讓自己與大團體獨立，而傾向達成個人的工具性目標。前者基於關係、同理心、面對面互動、經驗分享甚至財物共享；後者的交換貨物和勞務則基於討價還價和合約，「股份公司」就是「獨立」社會的例子。這是兩個最極端的社會型態，一般社會居於這兩種原型之間。

我讀Richard Nisbett《The Geography of Thought》的〈Living together VS going it alone〉一

西方人，或至少美國人，大多可以認可以下描述：一、每個人都有獨特的個性，而且人們渴求自己與眾不同；二、人們可以控制自己的行為；三、人們在趨向成功的道路上，人情的牽絆有時候會成為障礙；四、相信人人是平等的，即便有階級存在，也傾向於佔據較優越的位置；五、認為以上原則可以應用在每個人身上。但東亞人卻不這麼認為。

從語言發展來看語言習得的關鍵期（Julia Herschensohn《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Age》的〈 Just in time: is there a critical period for language acquisition?〉的閱讀心得）

嬰兒可以不用透過指導，而在很短的時間內學習語言；成人對於學習語言，相對地，是對認知的挑戰，同時是一項勞力密集且花時間的過程。我們的大腦似乎是被設定為可以不用花費力氣地去學習母語，而隨著年紀的增長，學習語言的神經似乎也跟著退化。

我讀洪歷建的《全球語境下的漢語教學》的〈國際化漢語教學與研究：大學漢語課程中學習動機、學習成果與網上教學的互動關係〉

關於「學習動機」和「第二語言學習成果」之間的關係，有學者認為兩者具有一定的相關性，也有證據指出兩者無明顯相關。《國際化漢語教學與研究：大學漢語課程中學習動機、學習成果與網上教學的互動關係》一文認為，兩者是有一定的關係。同時，其認為網上學習有助於增強學生對未來中文學習的興趣。

我讀Richard Nisbett《The Geography of Thought》的〈The Social Origins of Mind〉三

心理學家認為社經因素，會影響人們對認知的習慣。「場地依賴」(field dependence)指得是容易受到複雜環境中無關線索的影響，而較不能單獨獨立的分離出他所要的項目來；反之「場地獨立」(field independence)的個體，則不依賴外界的參考架構而獨立自主的程度。

我讀Richard Nisbett《The Geography of Thought》的〈The Social Origins of Mind〉二

有一個直線性和一個包圍式的模式影響著希臘和中國認知過程。從自然環境(ecology)、經濟活動(economy)、社會結構(social structure/practice)、關注(attention)、形而上學(metaphysics)、自然觀(epistemology)到認知過程(cognitive processes)。

我讀Richard Nisbett《The Geography of Thought》的〈The Social Origins of Mind〉一

如何解釋西方和東方在習慣或想法上，為何有如此大的差異，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歸因於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或孔子對後世的影響，但不可否認的是，歷史上也出現過比較反骨的(maverick)思想家，如赫拉克里特斯(Heraclitus)或墨子，但能夠造成影響的卻仍是亞里斯多德和孔子。

我讀Richard Nisbett《The Geography of Thought》的〈The Syllogism and The Tao〉三

希臘人認為所謂「自然」是將宇宙間所有事物減去「人類」和「人類文化」。當今，我們區分外在世界(客體)和內在世界(主體)也是來自於希臘。客體因為主體而存在，因為希臘位處於貿易的中心，有較高的機會遇到不同的民族。

我讀Richard Nisbett《The Geography of Thought》的〈The Syllogism and The Tao〉二

希臘人關心自然世界的本質。亞里斯多得認為「形態」(forms)可以透過邏輯的推演得到真實意義。任何物體都有其核心、基礎的「本質」(essence)，這是不可變動，一旦變動，則這個物體就不再是原先那個物體了，變成具有或然性(accidental)的特質。例如：音樂才能在人身上就是種或然性，因為這不是每個人都有，這是因人而異的。希臘的語言會將同一個事物以不同的語言表現，說明其是不同的層次的抽象概念。

我讀Richard Nisbett《The Geography of Thought》的〈The Syllogism and The Tao〉一

知識體系在不同社會裡頭，都對其社會性格產生有意義的影響。希臘和中國自兩千五百年前開始，即有存在著顯著地差異，包括其社會結構和自我意識。

從心理學來看雙語者和二語習得（Trevor A. Harley《The Psychology of Language》的〈Bilingualism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閱讀心得）

可以很流利地說兩種語言的，我們稱它是「雙語人」(bilingual)，因為「流利」模糊的定義，使得我們對於「雙語」(bilingualism)可以再細分為三類，同時雙語者(simultaneous)、早期雙語者(early sequential，學習第二語言稍晚於第一語言，但仍於孩童時期)以及晚期雙語者(late，成人之後)。也有人將「雙語」分為可生產性的雙語(productive)和接收性的雙語(receptive)，前者可以產生和理解兩個語言，後者能夠理解兩個語言，但僅能生產出有限的語言。目前，由於世界上大量的移民比例，「早期雙語者」也大量地產生。

我讀洪歷建《全球語境下的漢語教學》的〈海外漢語課程設置的當地化和國際化〉

語言教學環境可分為兩種，其分別為無目標語言(target language-removed)和深入目標語言(target language-embedded)，前者即在海外所進行的華語教學，後者即外國學生在華的華語教學。由此可知，無目標語言的環境下，其所能夠得的學習成果會遠不及深入目標語言的環境。

我讀Alice Omaggio Hadley《Teaching language in context》的〈On knowing a language〉一

「熟練度」(proficiency)有一些同義詞，例如：「專精」(expertise)、「能力」(ability)或「競爭力」(competence)，這說明其包含高階的技巧(skill)、良好發展的知識(knowledge)或淬煉的表現(performance)。對於第二語言的學習者而言，有人說就是像個母語者(native-like)。喬姆斯基(Chomsky)則以「能力」(competence)和「表現」(performance)區分，以利進行討論和研究。「能力」指的是人們對語言系統中內在和外顯的知識；「表現」則是人們實際生產以及理解語言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