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們總是記不得第二語言的詞彙？從學習新詞的兩種途徑來看：標義詞位(lemma)和標形詞位(lexeme)

一個詞條(lexical entry)通常由下面這些資訊組成：語義(semantic)、句法(syntactic)、構詞(morphological)和形式(formal)(形式又包括語音(phonological)和字形(orthographic)兩個部分)。這些資訊各自可以再組成兩個大成分：標義詞位(lemma)和標形詞位(lexeme)。標義詞位詞語中語義和句法的資訊，詞語本身的意義或其在一個言談中的含意；標形詞位則由構詞和形式的資訊，例如同一個詞彙的不同構詞、拼字和發音(Garrett, 1975; Levelt, 1989)。

新加坡如何發展為雙語社會？

日前，新加坡國立大學文學暨社會科學院語言中心陳桂月教授演講《新加坡華語文教學：政策與實踐》，為我們介紹新加坡社會概況，這提供我們對於雙語社會理解的範例。

我讀《Foundations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的〈Bilingualism: Definitions and Distinctions〉二

 和杭士基使用了相同的術語：語言能力(language competence)和語言表現(language performance)，但是Bachman將語言能力的內涵再進行了充實。在Bachman的模型裡頭，語言能力不只包括語法的知識，還包括在特定脈絡下使用語言的知識。具體內容可以再分兩大能力：組織能力和語用能力。

我讀《Foundations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的〈Bilingualism: Definitions and Distinctions〉一

雙語論在討論到個人層次的時候，有兩個互相對立的觀點，它們分別是以單語觀的雙語論以及全面的雙語論。

我讀《Foundations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的〈The Measurement of Bilingualism〉二

 當我們把實施語言考試的人，放在政治的脈絡下，作為一個政治的實體去思考的時候，我們可以把這樣子思考的角度作稱為「批判性語言測驗」(critical language testing) (Shohamy, 1997, 2001, 2006)。

「批判性語言測驗」主要問的問題包括「議題」和「誰的知識」：

測驗是測誰所關心的議題？不論是明文或隱藏的。透過測驗傳遞了什麼樣的政治或教育意涵？實施語言考試的人要自問，自己想創造一個什麼樣的社會語言願景？例如，語言考試要滿足既有的課程、流利級目標，或都仍有其它隱藏的目的？

 測驗的知識是屬於已經確立、相對穩固的知識或者仍在辯證、尋求進行一步研究的知識？語言測驗的成績對於受試者而言有什麼樣的意義？受試者如此使用這個成績？

「測驗」變成假客觀之名，滲透主觀權力到每個受試者身上的工具。社會的知識建立在社會大眾對於測驗結果的恐懼和信任。測驗滲透了實施考試的人的主觀控制，並將非主流的人排除在外。於是，「測驗」也變成由少數人控制的工具。出題的人和教學的人如果是同一個的話，「測驗」就難免會淪為政治的工具。

我讀《Foundations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的〈The Measurement of Bilingualism〉一

常模參照考試(norm-referenced test)和標準參照考試(criterion-refrenced test)：

被社會遺棄的雙語者

雙語者在哪裡？傳統的定義為凡能夠像母語者一樣使用著兩種以上語言的人就是雙語者，這是較嚴格的定義，大概也是所有雙語者想達到的極致；另外一個極端則是初初開學學習第二個語言的人，即使他只像觀光客一樣，只會一些打招呼的片語，他仍然是雙語者。雙語者的範圍是如此廣泛，以致於社會上很難存在一個合適的標準去評量雙語者的語言能力。